证据的取的必须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关联性，用捉奸举证的方法肯定是不可取的，如果我们鼓励用这一行为取证和举证，极易助长一些人为达个人目的，而采用造假、伪造证据进行非法取证，用以满足诉讼之需求。这一行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不仅会大大地伤害对方的人身权利和隐私权利，同时也会大大地毒化整个社会。由此可见，法律是不承认用捉奸取得的非法证据作为认定依据的。那么靠什么来取证和举证呢？笔者认为，一是在发现这一情况时，及时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由公安机关来对此事依法查处，在依法查处中所形成的证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二是运用间接证据来进行举证，这些间接证据虽然单个不能作为认定证据使用，但如果形成了锁链，同样具有证明效力；三是对非法取得的证据，虽然不具有合法性，如果对方在诉讼中承认这一事实的存在，在不作为证据使用的情况下，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依据来进行使用。

捉奸取证还涉及到隐私问题，所谓隐私，实际上是一种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当事人不愿他人知道、干涉、侵入的个人信息、私事和个人领域。由此可见，隐私是人格权的一种。隐私在作为人格权对待时，必然就受到法律的保护，最高院前不久出台的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就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对公民人格权的保护。但隐私也不是都绝对的予以保护，如有配偶而与他人通奸，不仅违反社会公德，同样也伤害夫妻感情，就夫妻而言，一方如果与他人通奸是不属于隐私范畴的，因为他违背了民法典所确立的“相互忠诚”的义务，双方都有权知道对方对自己忠诚的程度，如果将与他人通奸作为隐私对待，则是鼓励通奸者的行为，通奸者也会以此作为挡箭牌来掩饰自己违反道德的行为。当然，用捉奸取得的证据举证，仍要看证据取得的合法性。

“谁主张谁举证”是要求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向法庭举证的责任，这就界定当事人有取证的权利。当事人取证的途径有二条，一是自己取证；二是委托律师取证。律师虽然有调查取证的权利，但律师在行使这一权利时，是来源于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只有在接受了当事人的委托以后，律师才能进行调查取证。从我国现有的法律看，律师的调查取证仍然存在着一个取证的合法性问题，如果律师采用非法手段进行取证，同样也为法律所不认可。这两条取证途径与国际上所推崇的当事人主义的要求是一致的，推行这一做法的主要目的是加大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解决长期以来法院的职权主义模式，只有在当事人无法取得证据时，经当事人申请，法院才可以进行取证。从当事人取证的举证证明效力来看，都在法庭上进行举证和质证，这不仅不会影响证据的证明效力，反而强化证据的证明效果。当事人在取证时的合法性在这里尤其重要，因为证据所要证明的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是通过证据再现当时的情景，因此，当事人在取证时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如果用非法的手段进行取证，就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事实的原貌，法律也不会认可。

因此，陈志群律师提示，捉奸证据如果具备合法性、关联性，那么法院是会采纳的。反之，虽然当事人大费周折地取证，最后法院不予采纳。此时，当事人在自己无法明确判断哪种取证方式是合法的，建议向专业律师直接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