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美国政府公债已触及14．294万亿美元的法定举债上限。这本来没什么特别，历史上这种情况出现过几十次。通常，美国国会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就会通过法案，永久或临时性地提高该上限。不过这一次，由于国会中主张削减开支的财政保守派和草根政治运动茶党势力一直唱反调，提高上限的法案迟迟未得通过。

几个月来，美国财政部拆东墙补西墙，才勉强维持着政府的主要开支（付给社保、医保基金的利息、军饷、国债利息和退税等）。但到8月2日，如果国会仍未就此达成妥协，美国就真的要对部分债主两手一摊——违约了。

在欧洲，自2009年末就开始折磨希腊并威胁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国债危机一直看不到解决的希望。财政瘦身在有关国家引起了强烈的政治反弹和民众抗议。而纾困计划则让德国等出资国的纳税人心有不甘。

而在中国，规模达到10．7万亿元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颇令市场和舆论担忧，部分地方政府面临的周转不灵风险似乎意味着，2009年财政和信贷双扩张政策的一些负面效应将逐步显现，对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乃至宏观经济运行形成压力。

相对而言，美国公债违约是三种危机情境中概率比较低，但一旦发生则牵涉面最广、冲击力最大的一个，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将对美国债权市场、股市和美元造成连锁打击，甚至引发新一轮全球范围内的信贷休克和金融危机。

欧债危机这颗炸弹的当量也不小，一旦爆炸也足以在国际金融的动荡海面上掀起巨澜，而且还连带打击对欧元的信心。

中国地方债务问题则相对缓和一些。由于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稳健，且国民经济表现在黯淡的后危机时代显得相当亮眼，中国地方债目前还不会构成全局性挑战。但由于地方性债务的透明度不高，部分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习惯了没有成本的过度借债、粗放投资，而又没有足够的利润和回报来支持还债甚至资金周转，累积在金融体系中的风险还是相当令人忧虑的。

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也会给中国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而且这种不确定性的传导效应将越来越明显。

因此，美国、欧洲和中国乃至全世界，此时都必须如履薄冰地处理好自己的财政问题，并且要有意识地加强互相之间的沟通与协作，才能令世界经济航船绕过一处处暗礁，驶离2007年金融海啸以来的危险水域。

美国的财政保守派和茶党应认识到，美国公债违约不是闹着玩的，搞不好会让全球金融心脏发生心肌梗死。即使他们要保护纳税人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利益，也应适可而止，及时妥协，因为再来一次金融危机，对他们的选民也不是好事。

欧洲应该和衷共济，救援国要放下不关我事的狭隘心态。毕竟，如果没有放贷者当年的纵容，欧元区边缘国家也不会过度负债到如今地步。而危机国更应顾全大局，顶住国内的政治压力，厉行财政自律，大刀阔斧改革，恢复市场信心。

中国则应放宽心胸，放眼未来。目前，美国和欧洲的财政经济问题，应该予以正确的解读。美国和欧洲在处理危机时的一些做法，可能并不是那么高效，可能也会出昏招，西方的有识之士对此也多有反思。

政治与经济、民主与市场之间，其实一直存在张力，一个最基本的矛盾就在于，穷人追求公平（福利和补贴），资本追求效率，而在一人一票制度下，穷人通常选票占优，于是会出台追求公平的政策，但有时走得太远，反而拖累了效率，造成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美国次贷危机，原因之一也即在于，政府支持按揭贷款机构和金融创新，希望借此提高低收入者的住宅拥有率，但自身力有不怠，深陷泥潭。

但西方致力于认识、解决这一张力，已有几百年历史。它们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智慧，特别重要的一点，只要在制度建设上保持着纠错机制，保持推陈出新的活力，那么危机的教训，也意味着改进的契机。

全球经济已进入前所未有的相互关联与合作时代，在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前，谁也不能轻易断言，哪种管理经济的方式更好，更有前途，更有生命力——很可能，恰恰是最能从其他制度学习长处的制度，最有生命力。

对于中国来说，还应继续保持冷静头脑，看清自己的优势，也看清自己的隐患，并且用自信的眼光看待世界，后危机时代，谁没有软肋？在竞争中合作、博弈中共赢才是高明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