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危险犯的既未遂

对于危险犯的既未遂问题，我们知道危险犯的未遂与既遂的区分标准，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一直认为，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足以造成某种危害结果发生的危险状态时，就是危险犯的既遂。但是，这种以是否发生危险作为区分危险犯既遂与未遂标准的观点，存在许多问题。一方面，通说混淆了犯罪构成要件与犯罪既遂条件的区别。侵害法益的危险，既是危险犯的处罚根据，也是危险犯的成立要件，即只有当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时，才能成立危险犯。不管是将这种危险理解为行为的属性，还是理解为作为结果的危险，它都是成立犯罪的要件，而不是既遂的标志。例如，破坏交通工具的行为，只有足以使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危险时，才可能成立本罪。因此，砸毁汽车玻璃、盗窃备用车轮的行为，由于不具有使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的危险，而不成立破坏交通工具罪。足以使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就成为破坏交通工具罪的成立条件。但犯罪的既遂与未遂是在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因此，既遂应是在犯罪构成要件之上附加其他条件而成立的。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就是既遂的观点，必然导致未遂、预备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结论，这显然不能令人接受。

盗窃枪支

另一方面，通说不利于鼓励行为人中止犯罪，因而不利于保护合法权益。例如，在破坏交通工具的场合，破坏汽车刹车装置后因害怕受法律惩罚而自动修复该装置的，按照通说也是既遂。又如，在破坏交通设施罪的情况下，根据通说，只要破坏交通设施的行为足以使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就成立既遂；即使行为人在交通工具到来之前自动恢复交通设施的原状，避免了侵害结果发生的，也成立犯罪既遂，而不成立犯罪中止。如在铁轨上放置巨石，即属于破坏交通设备罪的既遂，犯罪已经完成。行为人此后基于某种原因，又自动返回现场，移开巨石，使得列车安全通过，没有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其移开巨石的行为因是犯罪既遂以后的行为，不属于中止犯。然而，倘若认为上述行为还没有达到既遂状态，认定行为人为中止犯，则一方面对行为人的处罚更轻，从而鼓励其他已经开始实施犯罪行为的人中止犯罪，另一方面导致有效地保护合法权益，从而实现刑法的目的。可见，上述通说既过早地认定犯罪既遂，又为了避免理论上的矛盾而否认中止犯的成立，因而不利于保护合法权益，这显然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对危险犯的既遂，不应当以行为是否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作为标准，也不宜就行为犯与结果犯、危险犯与侵害犯分别提出不同的既遂认定标准。区分既遂与未遂的惟一标准是：行为是否发生了行为人所追求的、行为性质所决定的犯罪结果。这一标准适用于实害犯，也适用于危险犯。例如，盗窃枪支、弹药的行为属于抽象危险犯，但是不等于一旦着手盗窃，就具有公共危险性，就成立本罪既遂，是否属于既遂必须考虑行为人的盗窃行为是否实际控制了枪支、弹药。

二、抽象危险犯的概念和特征

所谓抽象危险犯是指行为人所实施的危害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造成的抽象危害结果作为犯罪构成必要条件的危险犯。它的特征概括如下：

1、抽象危险犯是以法定的抽象危险结果的出现作为成立犯罪既遂的标志。一般认为，抽象危险犯的危害行为本身就包含着发生某种危险的可能，只要认定行为人实施的行为的危险性，便认为其行为产生了危害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危险。

2、抽象危险犯中的法定的抽象危险结果必须是由危害行为造成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结果是抽象危险结果，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刑法所规定的某种具体犯罪客观方面构成要件的行为，就具有产生某种后果的危险，即认为存在一般危险状态，成立犯罪既遂。例如，在投毒案中，行为人投毒的行为可能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遭受损害的抽象危险结果的发生。犯罪客观方面构成要件的行为与抽象危险结果之间具有引起和被引起的因果关

系。

3、抽象危险犯中的抽象危险结果都有其相应的实害结果，两者是相对而言的，无后者，就不会有前者。如我国刑法规定的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毒罪以及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的抽象危险结果都有其相应的实害结果。

三、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的区别

为防止公共危险迅速蔓延，全面地保护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对危险犯作了较多规定，除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规定了危险犯以外，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罪，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等都属于危险犯的规定。在这些规定中，有的属于具体危险犯，有的属于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都是以对法益侵害的危险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但是根据笔者之前所述，他们各自的含义和区分标准都不相同。学者对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的定义，同时也是二者的区分标准。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是“作为结果的危险”，抽象的危险犯中的危险是“行为的危险”；换言之，前者要求有构成要件上的危险这样的“结果”，后者则没有这样的要求。

第二种观点认为，二者虽然都以对法益侵害的危险作为处罚根据，但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是需要在司法上具体认定的，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是立法上推定的危险。

第三种观点认为，抽象危险犯是具体的危险犯的前一阶段；即侵害意味着发生实害，具体危险意味着侵害的可能性，抽象的危险意味着具体的危险的可能性。

第四种观点认为，二者只是程度上存在差异。有人认为两种危险的差异在于对事实的抽象化程度存在差异，即具体的危险犯要求在具体范围内考察有无危险，抽象的危险犯要求在更广范围内考察有无危险。

第五种观点认为，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是紧迫的、高度的危险，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是比较缓和的、低度的危险。即二者的区别在于危险程度的高低，抽象危险犯需要某种程度的危险，而具体危险犯需要高度的危险。

四、放火罪的犯罪既、未遂如何判断？

判断放火罪的既遂与未遂，不应以犯罪目的是否达到为标准。因为根据法理和《刑法》规定，放火罪是行为犯而非结果犯，也就是说，放火罪一经实施，就可能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伤亡或者使不特定的公私财产遭受难以预料的重大损失，这种犯罪后果的严重性和广泛性往往是难以预料的，甚至是行为人自己也难以控制的。所以只要实施了放火行为，点着了目的物，引起目的物燃烧，使目的物有被焚毁的危险，即使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构成放火罪既遂。只有因故未能实施放火，例如正要点火，即被人抓获，才应被认定是放火罪的未遂。

放火罪是危险犯，即只要实施了放火行为，点燃了目的物，并且该放火行为使公共安全处于危险状态，即使没有造成实际的危害结果，也构成放火罪既遂。如果放火行为尚未实行完毕，即点火未得逞，如愿点火时被捉获或者遇意外情况没有引底燃目的物等，则为放火罪未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