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1995年5月4日，赵某与袁某达成协议，约定：袁某将金杯牌旅行小客车一辆出售给赵某，价款22000元，有关过户手续证明等由袁某提供，过户费用由赵某负担。当月21日，袁某将小客车交付给赵某，赵某向袁某首付购车款15000元。此后，赵某了解到袁某购买此车只花了8千元且该车已临近报废期无法过户，遂要求退款还车，遭袁某拒绝。1997年9月25日，赵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向袁某退车，袁某向其返还购车款15000元。法院在审理中根据赵某的申请，裁定将赵某停放在某汽修厂的小客车先予执行给袁某。裁定作出后，法院承办人既没有按照裁定将车辆交给袁某也没有履行监管职责，使该车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1998年11月2日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赵某将小客车返还给袁某，袁某返还赵某购车款15000元；二、赵某补偿袁某汽车折旧、维修费8966元，袁某补偿赵某利息损失894元。相抵后，袁某尚须给付赵某6928元，于判决生效后5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和其他诉讼费用合计888元，由赵某负担355元，袁某负担533元。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生效后，赵某因袁某未能按判决给付6928元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在执行中才发现小客车已下落不明。袁某则以赵某不能按判决向其交付小客车而拒绝给付赵某6928元。赵某认为，审理中其已按法院的先予执行裁定将小客车交给法院，由法院转交袁某，故应由法院对小客车的灭失承担责任，遂申请法院确认。16日，法院作出决定，认为法院在先予执行裁定中，未将小客车交付袁某，又未落实监管责任，导致小客车下落不明的行为违法。同年2月5日，赵某申请法院赔偿因车辆灭失造成的经济损失合计53964元。分歧意见：审理中，对法院应当对小客车的灭失承担赔偿责任均无异议，但在对法院向谁赔偿即由谁作为赔偿请求人的问题上产生了争议：一种意见认为：赵某可以作为赔偿请求人向法院提出赔偿请求，理由是赵某因买卖合同而占有了小客车，法院判决确认买卖合同无效由赵某向袁某返还车辆，再由袁某向赵某返还购车款并相互赔偿损失，据此，赵某负有向袁某交付小客车的义务，由于小客车已经灭失造成其履行不能，在此情况下其也就无法要求袁某向其履行判决书中所确定的义务，而这一切是由于法院工作人员的过错导致，故只有在赵某从法院获得赔偿向后，法院才能组织对该案进行执行，而且法院此前已根据赵某的申请作出了确认违法的决定，故赵某有权申请法院赔偿。另一种意见认为，赵某不具有赔偿请求人的主体资格，具体理由是：我国国家赔偿法第六条规定“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据此，可以认为国家赔偿请求人的资格条件是，请求人必须具有其合法权益（财产权或人身权）受到损害的事实，且所受到的损害与行政或司法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而对照本案赵某的实际情况与此并不相符。首先，赵某不是小客车的所有权人。固然，赵某曾根据与袁某的买卖合同而占有了小客车，但并非所有人，因为法院的生效判决解除了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恢复了袁某车辆所有人的法律地位。其次，赵某也不是小客车的实际占有人。这是因为在案件审理中，法院根据赵某的申请作出将小客车先予执行给袁某的裁定后，赵某即将该车交由法院监管，失去了对该车的占有控制。由于赵某既不是小客车的所有人也不是小客车的实际占有人，小客车的灭失既不会造成赵某的财产损失，也不会在其与袁某之间因丢失车辆而形成财产赔偿权利义务关系。第三、判决前赵某已按照法院裁定将小客车交由法院监管，应视为其已提前完成了判决书中所确定的向袁某交付车辆的义务，而直接向袁某交付的义务则应由法院承担，由于法院的过错造成小客车灭失，应由法院对袁某直接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赋予赵某赔偿请求人的法律地位，法院就负有依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直接向其支付赔偿金的义务，这里就有可能引发两种情况，一是当法院的赔偿款高于袁某应向赵某履行的金额的情况下，多余款项有可能被赵某占有而不向所有权人袁某返还；另一种情况是当侵权法院决定赔偿的金额低于实际损失时，根据法律的规定，如赔偿请求人不服，可向上一级法院提出申诉，而赵某恰恰放弃了向上一级法院申诉的机会。上述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均会损害袁某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