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居老人留下10多万元遗产引发继承权纠纷

一直过着简朴的独居生活的刘老伯死后留下了１０万多元的存款，由于存款的凭证由刘老伯所在村的村长刘勇持有，引起刘老伯远居香港的堂兄刘丁的不满，刘丁一纸诉状将刘勇告上法庭。近日，开平市人民法院对该继承权纠纷作出判决，原告和被告均因理据不足，未能依法取得刘老伯遗产的所有权。案例报告刘老伯生前过着独居生活，他去世后没有三代以内的近亲属，其名下有银行存款１０多万元。刘丁与刘老伯是疏堂兄弟关系，对刘老伯生前的生活曾予照顾，但双方没有形成扶养关系，他亦没有为刘老伯办理丧事。刘老伯生前也没有立过任何遗嘱和签订过任何遗赠扶养协议。刘勇是刘老伯居住地的村长，两人无亲属关系。刘老伯去世前，在村里跌伤，刘勇将其送至医院救治，后救治无效去世。刘老伯的丧事为刘勇所操办。刘老伯生前曾将银行存单、存折交刘勇保管。刘勇曾持刘老伯的活期存折到银行提取了４０５１４．２４元，除将１５２３０元用于为刘老伯疗伤和办理丧事外，余款刘勇占为己有。刘勇称，按农村习俗，他将其孙子刘德过继给刘老伯做儿子，但刘勇并没能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实。双方争辩原告我是他的亲属，又曾对他尽扶养义务，有权继承遗产原告刘丁是刘老伯的堂兄，刘老伯生前没有近亲属，独居生活。刘丁说，他和妻儿一直照顾刘老伯的生活，隔三差五寄钱给刘老伯，尽了扶养义务。刘丁要求，刘老伯死后遗下的１０万元银行存款及被告已提取占有的２５０００多元应由他继承，被告应返还以上款项，并把刘老伯的死亡证件归还给他。被告我将孙子过继给刘伯，并尽了生养死葬的义务，有权继承遗产被告刘勇与刘老伯是同村同宗族关系。他说，由于刘老伯的银行存款存单、存折及身份证、户口簿多次被窃，２００３年３月，他和刘老伯到银行补办了存单后，刘老伯在银行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将总额为１０万元人民币的３张定期存单和一本有３０００元的活期存折交给了他，并要求刘勇对其进行扶养。刘老伯跌伤后，刘勇将他送到医院抢救，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刘勇为刘老伯办理了丧事。刘勇说，抢救刘老伯及后来办理丧事，他为此花费了１５４４５元。他说，１９９５年８月，他将孙子刘德过继给刘老伯做儿子，他与刘老伯是至亲关系，对刘老伯尽了生养死葬的义务，完全有权继承刘老伯遗下的全部财产，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双方所提请求依据不足，都无权继承遗产法院判决认为，双方所提请求依据不足，均不予支持。法院认为，原告刘丁与刘老伯仅属疏堂兄弟关系，不是刘老伯的法定继承人。刘老伯生前既没有立过遗嘱，也没有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因此，法院对原告刘丁要求继承刘老伯遗产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法院同时认为，被告刘勇虽然将他的孙子按农村习俗过继给刘老伯做儿子，并对刘老伯尽了生养死葬的义务，双方已形成遗赠扶养关系，刘老伯生前亦将１０万多元的银行存款存折交被告保管，但被告却无法提供相关证据证实是赠与，因此同时认定，被告无权继承刘老伯的银行存款。　（案中当事人均为化名）以案说法依照我国《继承法》第５条规定，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１０条规定，配偶、父母、子女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为第二顺序继承人。原告与刘老伯是疏堂兄弟关系，不属于法定继承人范围，无权继承刘老伯死后的遗产。我国《继承法》第３１条规定，公民可以与扶养人（包括集体所有制组织）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的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被告虽然代刘老伯保管银行存折，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刘老伯之间是遗赠扶养关系，所以，依法也不能享有受遗赠的权利。由于原告和被告均不能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该项财产依法应属无主财产。对于无主财产，《继承法》第３１条规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财产，归国家所有。死者生前是集体组织所有制成员的，归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刘老伯生前居住的村委会可以以村委会的名义提起诉讼，争取财产的所有权。（卓国雄　庞信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