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舞弊财务报告的频繁发生，独立审计师揭露舞弊财务报告的工作成效已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试图从履行职业谨慎、“红旗”标志的舞弊预警能力、影响独立审计师评估舞弊风险的因素及辅助独立审计师评估舞弊风险工具有效性四个方面回顾和总结美国独立审计师有效揭露舞弊财务报告的研究成果，为未来从事审计舞弊财务报告研究者提供一个研究基础。

「关键词」舞弊财务报告“红旗”标志警讯稀释效应

一、引言

独立审计师揭露舞弊财务报表的审计责任问题是会计职业界一个既棘手又长期未决的问题，政策制定者、学术界、政府机构和实务界已争论几十年（AICPA，1978）之久。舞弊财务报表严重破坏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市场的运行机制，是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早在1940年美国证券监督委员会（SEC）发表的报告中声明：“独立审计师有责任发现由于串通舞弊或其他形式舞弊而造成的资产和利润高估。”在1993年3月，公共监督委员会（PblicOversightBoardPOB）提供的一份题为“站在公众利益立场”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社会公众最关注的问题是独立审计师承担揭露管理舞弊的责任，而独立审计师不能满足公众的这一要求，且存在较大的差距。

审计的期望差和法律诉讼危机是引起实务界、学术界高度重视舞弊理论研究的原因。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CohenCommission对审计期望差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社会公众期望独立审计师在发现舞弊方面提供的保证程度应大于等于其所犯的非故意错误（AICPA，1978）。之后Epstein和Geiger（1994）提供的调查数据也表明这种期望差仍存在着。正如美国审计准则委员会（1997）所指出的，独立审计师揭露舞弊的工作业绩已成为影响其职业生涯的重要因素。面对这一挑战，在过去20年里，美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就如何提高和改进独立审计师揭露管理舞弊能力，解决因审计能力不足而形成的审计期望差，降低舞弊财务报告给独立审计师职业带来的审计风险，已开展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其研究成果是美国独立审计师协会（AICPA）曾四次重大修订舞弊审计准则（SASNo1→SASNo16→SASNo53→SASNo82→SASNo99）的重要理论依据。本文试图从履行职业谨慎、“红旗”标志的舞弊预警能力、影响独立审计师评估舞弊风险的因素及辅助独立审计师评估舞弊风险的有效工具等方面回顾和总结美国独立审计师有效揭露舞弊财务报告的研究成果，为未来从事审计舞弊财务报告研究者提供一个研究基础。

二、公众监督委员会关于履行职业谨慎概念，提高舞弊审计效果的建议

1998年10月，应美国SEC主席Levittde的要求，POB成立了审计效果研究小组，专门评估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独立审计是否能有效地为投资者服务。调查研究采取“准同业复核”（QasiPeerReview）方式，最后在检查和评估审计工作业绩及审计实务界最近趋势的基础上，判断独立审计师是否站在社会公众的立场上。2000年，小组向AICPA递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审计效果的报告与建议”的报告。该报告从规范审计行为、盈余管理和舞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的独立性、审计职业的治理结构、国际化及未来展望7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改进意见；并指出学术界及实务界应将审计风险模型（特别是研究审计风险与审计程序的联系）、舞弊风险因素的评估问题、关注持续经营问题、运用分析性程序等4个领域作为重点研究方向；小组还认为美国公认审计准则（GAAS）缺乏“具体的直接针对发现舞弊的相关审计程序指导”；对独立审计师如何履行职业谨慎这一概念也缺乏具体指导。建议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以提高审计舞弊的效果：

（1）审计合伙人和审计小组的其他成员应就被审计单位易生舞弊的薄弱环节进行集中讨论，讨论应主要围绕被审计单位“会出什么错？”、“可能会采用何种方式作弊？”两个方面的问题展开。

（2）在所有审计业务的外勤阶段，实施“法庭式实地调查阶段”（forensic-typefieldworkphase）的审计程序，以了解和评估管理层逾越内控的风险。

（3）依据独立审计师的估计和职业判断，对以前年度已审财务报表选择一些期初账目余额，运用分析性程序实施再复审。

（4）将实施再复审程序和“法庭式实地调查阶段”的审计程序所形成的书面记录，与审计合伙人签约时所实施审计程序形成的书面记录结合起来，作为审计人员评估后续审计程序和审计结论适当性的重要依据。

三、探索舞弊财务报告预警“红旗”标志

“红旗”标志（RedFlag），也称“舞弊风险因素”（FradRiskFactors），或“警讯”（WarningSignal），指公司的经营环境中可能存在故意错报高风险的征兆。“红旗”标志在一般审计业务中的作用是增加独立审计师对管理者产生舞弊动机的职业关注，提高其对舞弊财务报告风险领域的警觉，为此会计职业界研究总结出了一大批认为能够显示舞弊财务报告的“红旗”标志。RomneyandAlbrecht（1980）回顾了有关舞弊方面的文献，扩大和完善了这些“红旗”标志共87项，但这些“红旗”标志是否具有舞弊财务报告预警能力并未得到验证。为此众多研究者就“红旗”标志是否具有显著的舞弊财务报告预警能力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其代表性研究成果：

（一）具有显著舞弊财务报告预警信号的“红旗”标志。

131个“红旗”标志具有显著的舞弊预警能力。

AlbrechtandRomney（1986）最早开始研究验证87个“红旗”标志中究竟有哪些可以用来预测舞弊的发生与否。研究调查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经单变量测试结果表明有31个“红旗”标志具有显著的舞弊预测能力，30个“红旗”标志不具有舞弊预测能力，26个“红旗”标志由于样本量太小而不能对其作出判断。研究结果与通过数据统计得来的舞弊“红旗”标志总体一致。

2会计报表的实际值与预测值的偏差是舞弊财务报告显著的“红旗”标志。

Calderon和Green（1994）首次利用公开的数据，以分析性程序的内容为框架，用财务分析师的预测值和报表实际记录值的差别来测定评估舞弊风险的效果。他们认为财务分析师作为这方面的专家是在综合了各个渠道所获得的信息的基础上进行预测的，而且财务分析师还会不断地更新他们的预测，因此，预测是比较准确的。所以，会计报表的实际值与预测值的偏差可被认为是舞弊报告的指示器。一般来说，差距越大，越需要扩大详细测试的范围。Hassell（1994），Kretzfeldt（1994）研究也认为管理当局会对财务分析师的预测作出反映。美国SEC主席ArthrLevitte也提出了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目的是为达到所公布的收益的目标和财务分析师所预测的目标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