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单位犯罪就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所犯的罪，系个人犯罪的对称。此种观点认识到了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区别，也揭示了单位犯罪的主体范围，但它实际上是对刑法条文的一种片面理解，由此推之，单位犯罪即单位所犯的罪，这又犯了循环定义的逻辑错误。

一、公司作为单位犯罪主体。

一是“皮包公司”、“空壳公司”。这类“公司”拥有法律确认的形式特征，有公司名称和营业执照。但没有单位应具备的实质特征，根本就不是单位，自然不能成为单位犯罪主体。在这类公司名义下的犯罪行为应当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责任。二是集团公司、子公司、总公司、分公司。集团公司是指对其他公司拥有一定份额以上的股份，直接控制其经营活动的公司，集团公司是独立法人。所以，集团公司符合单位的两个特征，能够成为犯罪主体。子公司是由母公司投资成立的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我国《公司法》第13条：“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所以，它完全具备单位犯罪主体的两个特征，能够成为单位犯罪主体。总公司又称本公司，是指依法设立并具有法人资格，管辖所属分公司与非独立经营机构的公司，可见总公司是独立法人，能够成为单位犯罪主体。分公司是指受总公司管辖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我国《公司法》第13条：“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根据这条规定，分公司是经法律确认的，可以自己的名义对外活动。分公司也具有单位的实质特征，分公司完全能够成为单位犯罪主体。

二、国家机关作为单位犯罪主体。

虽然我国1997年《刑法》将机关列入单位犯罪主体之列，1999年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又特别将机关解释为“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但理论界对将国家机关列入单位犯罪主体一直争论较大。笔者认为，法治社会的根本要求是法的权威性，并不是国家的权威性。一切社会主体应在法的许可范围内开展活动。任何主体触犯法律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机关单位在犯罪中得到的是非法利益，且这个非法利益肯定是游离于国家财政之外的。如果不对机关犯罪进行打击，则非法利益将“正当地”存在于犯罪机关中，这无异于鼓励机关犯罪，为本机关“创收”。这对国家机关必将产生破坏作用；可能宽纵机关犯罪中的责任人员。由于单位犯罪是整体犯罪，其行为由单位成员一个个具体的行为构成，所以，单位犯罪的成立是追究自然人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前提。如果不将机关犯罪作为单位犯罪处理，追究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就很牵强，甚至无法追究。

三、租赁、承包经营企业作为单位犯罪。

租赁、承包只是企业经营方式的转变，企业的所有者并未变化。租赁、承包者往往按照自己的经营思路经营管理被租赁、承包的企业，形成以自己为权力中心的企业组织，经营收益按合同分配。所以，租赁、承包者也有可能以企业名义实施犯罪。但是否为企业利益却因合同约定不同而不同。如果合同约定采用定额交付租赁、承包费，则无论租赁、承包者怎么经营都并不影响企业利益，其利用单位名义犯罪也只能解释为为他本人的利益。如果合同约定按收益比例分配，则租赁、承包者的每一个经营行为都与企业利益相关，其利用企业名义犯罪且非法所得归于企业的，就应认定为为企业利益，即使他个人有所得，那也是以企业收益的增加为前提的。在第一种情况下，由于租赁、承包者的行为在单位犯罪主体认定条件仅符合以单位名义一项条件，故不构成单位犯罪，应以租赁、承包者和相关责任人自然人犯罪论。在第二种情况下，由于租赁、承包者的行为同时符合以单位名义和为单位获取非法利益两个条件，应认定为单位犯罪，应同时追究单位及租赁、承包者等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