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这种呼吁的先声，今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计委已联合发布意见，要求对故意杀害、故意伤害医务人员以及在医疗机构私设灵堂、悬挂横幅、堵塞大门、扰乱医疗秩序等六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予以严惩。严惩的措施，既包括治安管理处罚，也包括刑事处分。

把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逐步固定为法律条文，这是法律的生成机制之一。从实践的层面来看，相较于五部门意见，医闹入刑显然更有助于增加维护医疗机构秩序、保护医务人员权益等行动的规范性和权威性。刑法之所以不断修改完善，就是因为现实社会生活一直在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法律条文必须适应现实需求。在医闹问题长期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之际，立法机关借修法契机予以因应，这符合立法的真意。

一个时期以来，医闹已经成为一种日益高发的现象，甚至有着职业化、帮派化、产业化的危险。一些人利用患者家属失去亲人的痛苦，打着维权的旗号，攻击医护人员，扰乱医疗机构秩序，以达到从中渔利的目的。对于这类故意激化矛盾、撒泼找碴不怕事大的职业医闹，必须依法惩处。在此类问题多发的当下，以立法手段进行干预和震慑确有一定的必要性。

同时也应明确，立法打击医闹，绝非压制正常维权。伴随着医疗需求的增长，医疗纠纷的多发也是一种现实状况。对于医疗事故等情形，患者有权要求相关医疗机构进行经济的和精神的补偿。要在医患关系中一碗水端平，必然要求均衡地保护医生和患者双方的合法利益。如果说医闹入刑所针对的是职业牟利者以及极端暴力者，那么法律将对正常维权的患者及家属作出怎样的抚慰，这是接下来的社会期待。

医闹入刑可能只是一个开端，在这个法治被唱响的时代里，医患关系的调整应当整体进入法治轨道。如果我们回过头审视一番，则不难发现，医患关系日趋盘根错节，乃至医闹事件屡屡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医患关系的调整没有打通一条法治的通路。不通则痛，情绪淤积，机体变异，最终导致了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畸形路径依赖。

眼下便是扶正祛邪、活血化淤的关键时刻，施一剂法治的药，从医闹入刑开始，从均衡保护医患双方利益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