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18日，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一起用人单位向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追索违约金和培训费的劳动争议案，判决调整了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数额，并将某服装公司要求劳动者周某返还的培训费中的工资报酬、福利待遇等予以剔除。纠纷1997年8月25日，周某到某服装厂工作。同年9月1日，双方签订了自1997年8月26日到2002年8月25日的劳动合同，约定：任何一方违约，应支付对方违约金2000元。2000年7月9日，某服装厂因生产需要，决定派周某到上海东华大学进行技术培训，双方签订了培训服务协议作为劳动合同附件，并对原劳动合同部分内容进行了变更。该协议约定：某服装厂派周某到上海东华大学进行技术培训，周某培训期满到岗上班后必须为某服装厂服务十年；培训费用由某服装厂全额出资，培训出资金额包括：证书费、培训费、差旅费、培训期间的工资、岗贴、福利及劳保等；原劳动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变更为20000元，若周某有服务期内自动离职、申请辞职或终止劳动合同而违约，应付给某服装厂违约金20000元，并按应服务年限等分培训出资金额，以已履行的服务期限递减支付给某服装厂。2000年9月至10月，周某赴上海进行了为期21天的技术培训。除**匹基姆服装科技有限公司免去直接培训费用外，某服装厂另出资1985.78（差旅费1472.50元、工资444.39元、岗贴42.64元、劳保福利费26.25元），培训结束后，周某回某服装厂履行劳动合同及培训服务协议。2004年4月22日，某服装厂变更为某服装公司。周某在某服装公司工作。2004年6月19日，周某向某服装公司书面申请解除劳动合同。2004年7月6日，某服装公司书面回复周某，同意其解除劳动合同的申请。之后，周某继续在某服装公司工作，某服装公司未与周某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手续，仍继续发放周某工资，为周某缴纳养老保险费至2004年11月。2004年9月29日起，周某自行离开某服装公司并自此未到某服装公司上班。2004年10月27日，某服装公司向周某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书，并要求周某缴纳违约余及培训费21191元。裁判某服装公司的要求自然不能被告周某所接受，2004年12月24日，某服装公司向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周某给付违约金20000元及培训费21191元。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周某支付某服装公司违约金8000元及培训费1991元。周某不服向海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海安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周某与某服装厂订立的劳动合同和培训服务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全面自觉履行。某服装厂更名为某服装公司，不影响劳动合同和培训服务协议的履行。本案中，某服装厂出资送周某到上海东华大学培训，双方约定“如周某在服务期内自动离职、申请解职或终止劳动合同，应付给某服装厂违约金20000元，并按服务年限等分培训出资金额，以已履行的服务期限递减支付给某服装厂”根据双方的约定，周某在接受培训后应当为某某服装公司工作一定的年限，而周某在约定的服务期内与某服装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是一种违约行为。根据《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的规定，对用人单位出资培训、出资招用或向劳动者提供了特殊福利待遇的：双方可以劳动合同或者另外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的约定，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支付违约金。该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周某违约应当按约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双方约定的20000元，多倍于被告出资培训费用和周某某的工资报酬，如果完全按约由周某承担该违约金，有失公平，应按周某的工资及某服装厂培训费支出等情况予以调整。周某在培训费间仍为某服装厂的一员，依法享有获得劳动报酬和其他福利待遇的权利，不能因为其在接受培训期满后，回单位工作不到约定期而解除劳动关系，就将其在接受培训期间应得的劳动报酬和其他福利待遇予以追回。为此，海安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的相关规定，对本案进行了判决，判决周某给付某服装公司违约金8000元，赔偿某服装公司培训费883.50元。本案中双方约定的20000无违约金数倍于被告出资培训费用，如果完全按约由周某承担该违约金，有失公平。这里有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即对这种显失公平的约定，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能否依职权进行调整？对此，现行的劳动法没有规定。我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予以适当减少”，有人主张可以参照民法典的规定，对过高的违约金，依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调整。本案仲裁委员会主动综合多种因素进行了调整，将20000元的违约金调整为8000元。我们认为，采取主动审查和主动调整的做法比较妥当。理由：一、我国劳动立法兼具公法和私法的性质，劳动法调整的是不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裁判机关的主动介入与国家对劳动关系的干预相一致。我国民法典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比照民法典的规定处理劳动争议纠纷是不妥当的。二、我国劳动立法的宗旨之一是为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权利，目前我国劳动者的法律意识普遍比较薄弱，许多劳动者在有明文时尚不知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目前在劳动法无明文规定之时，要求当事人申请调整违约金，对劳动者的保护显然不利。

一、劳动诉讼的技巧

技巧一：谨慎提出仲裁请求。

山东省济南市某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刘某，因业务处理方法与公司领导田经理产生隔阂，后来田经理成为刘某的主管领导，他便借机对刘某打击报复。2005年12月，工作表现优秀的刘某被公司以无法胜任工作为由辞退，当日刘某领到当月工资及被拖欠的前一个月的工资，但他发现工资明显低于自己的薪金。由于公司只按照刘某的基本工资支付代通知金（即：未提前通知的经济补偿金）和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刘某遂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按其月工资总额支付代通知金和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并支付经济补偿金差额50％的额外经济补偿金。不料公司因此拒绝为刘某办理失业登记所需手续。刘某被逼无奈，又一并要求公司赔偿失业金损失。本案经过仲裁、一审、二审，法院最终支持了刘某的全部请求。但打官司却耗费了刘某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事实上，官司还有另一个打法。那就是刘某请求撤销公司对其作出的辞退决定，这样的结果显然比上述结果更好。此外，公司大幅降低刘某的工资属于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是无效的民事行为，刘某可请求按原工资支付。因公司拖欠工资，刘某还可请求公司支付拖欠工资25％的补偿金。

技巧二：同时申请多种赔偿。

济南某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梁某在该公司承建的小区工程施工时受伤，伤情经法医鉴定为8级伤残。事后，梁某没有向自己所在的建筑公司要求工伤赔偿，而是状告该小区人身侵权，索赔12万元，原因是他认为工伤赔偿标准大大低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事实上，梁某并未实现利益最大化。因为人身损害赔偿权和工伤赔偿权是分别由民法和工伤立法所确定的，只要两种权利的要件都已具备，且不构成责任竞合，权利人完全可以同时行使这两种权利。换句话说，梁某可以同时要求人身损害赔偿和工伤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