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年龄为什么不能提出抗辩权？

人社部提出适时建议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其实并不突兀。随着人口老龄化来临、社保基金压力增大，和各国退休年龄比照，我国目前相对偏低的退休年龄迟早需要延后。只是，延迟退休年龄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宜操之过急。当前，我国养老保险采取现收现付制，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保人进入退休年龄，基金支付压力日益凸显。通过延迟退休年龄，“以收代支”的好处显而易见，有专家测算，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可以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但是，养老保险的基金缺口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延迟退休年龄并不能完全缓解基金支付压力，应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社保保值增值等多种手段，多方面寻求解决之道。延迟退休年龄一头关乎养老，另一头牵着就业。统计显示，2011年全国新增退休人员521万人，新增就业人口为1200多万，而2012年全国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人数，就达到了2500万人。以此推算，即便每年有500多万退休人员腾出岗位，每年大约还有1200多万劳动力不能就业。此时贸然延迟退休年龄，很可能加剧就业压力，这个问题并不比养老保险基金缺口更让人省心。从目前来看，各界对延迟退休年龄看法不一，分歧尤大。可见，这项尝试在增进一部分人权益的同时，也可能影响另一部分人的权益。因此，延迟退休年龄不可“一刀切”，而应该给参保人充分的选择权利。特别是对即将退休的参保人来说，此前规定“缴费满15年，男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的领取条件，应视作养老保险制度与参保人之间的一种契约，不能单方面推翻。当然，也可给这部分人选择权，参保人既可以按照现行政策按时退休，也可以通过优惠政策，如延迟退休可多领养老金等方式，进行引导。长远来看，延迟退休年龄确实是必然趋势，且完全可以在制度设计上未雨绸缪。欧美国家虽然普遍退休年龄在60—65岁之间，但其社保体系更为完善，就业压力也不如我国这般突出。在美国，除了基本的社会保障，企业年金覆盖率也非常高，而我国多数参保人主要还是依靠养老金保障晚年生活。基于这种现实，我国解决养老保险历史欠账、农村养老保险保障偏弱、企业和机关养老“双轨制”、充养老保险缺位等问题，更为迫切。